稳定与体面吸引着这一代年轻人，但随着我国考公难度攀升，不少年轻人另辟蹊径，瞄准了国外考公。
“上岸”，也能向外卷
今年报名国考的人数已经高达341.6万了，10年前这个数字还是141万。
而这还并非这轮考公热潮的全貌，单个省份内的诸如省考和事业单位报名人数也能接近30万，估算下来今年参加考公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万大关。
从十多年前的“年轻人就该闯荡”的“北漂南下”，如今回老家考公成为了应届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以至于不少年轻人纷纷把考公称之为“上岸”。
但上岸难度这几年随着报名人数大幅增长而明显提升，许多地方的一些岗位十年前招的可能仅仅是大专生，如今要求都是起步研究生，但报录比依然能突破1:1000。
压力总是能带来些意想不到的改变：这届年轻人们将考公浪潮卷出了国门，卷向了世界。越来越多的我国留学生，正将目光投向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公务员体系。
近五年，中国学生申请海外公务员岗位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加拿大2024年就有超过500名中国留学生申请该国公务员职位，同比上年增长30%。而在日本，202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外国籍人士中，有83人为中国人。在新加坡，虽然曾招聘300个行政岗位，而且这里考公比我国更卷，但留下的中国留学生仍有10人。
“海外上岸”浪潮的产生也离不开部分国家主动放开限制。日本部分地区年取消了公务员考试的国籍限制；奥地利、小镇哈尔施塔特也因旅游发展需求，愿意引入中文人才；澳洲昆士兰州则通过管培生项目引进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应届毕业生。
500多年前，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在航行2个月后，登上了新大陆的土地，完成了载入史册的“上岸”。现在，无数海外留学生拿着学历，在经历二十多年教育后，在异国他乡完成考公，实现“上岸”。
虽不稳定，但却是身份策略
国外的公务员是大概率没我国稳定的。
比如老美那边，“终身制”（约10%）和“合同制”（约90%），合同制公务员可能因项目结束、预算削减等非个人原因被轻易解雇；再比如日本，2000年后推行“地方公务员灵活雇佣制度”，允许地方以短期合同雇佣公务员，合同到期后可不再续签；再比如欧洲，多个国家在08年后，打破了“终身任职”的传统。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国家，不仅有类似“绩效合同制”的规定，还可能有“跨部门竞聘”的规则，互联网企业里的末位淘汰在那边是常态。
但是，海外公务员对于我国留学生来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这些岗位与“身份留存”息息相关。
假如你在澳洲完成硕士学习后，可以通过公职工作获取稳定签证，并有望进一步申请绿卡；在奥地利，由我国留学生凭借“红白红卡+”持续在当地发展别的职业生涯。对那些倾向海外发展的留学生而言，公务员不仅是职业选择，更是一种身份策略。
从身份策略来理解就很明显了，海外考公也只是一个跳板，上岸之后选择的压力会更小，选择会更多。
还有一点则是传统思维在起着深远的潜意识影响：“铁饭碗”认知已成时代特色，即使海外考公的铁饭碗并没有那么铁，但是在认知层面还是会有光环。
对于爸妈来说，对外人说孩子“在省内私企打工”和“在某发达国家考公上岸”，明显也是后者更有面儿。
备选可以，短期难成主流
虽然现在不少留学中介声称海外考公也很美好，但是目前来看这一趋势仍然难成主流。
核心原因就是，就如同我国考公其实也是时代发展下再度跃升主流的一次“被迫趋势”一样，海外考公其实也是一种“被迫趋势”。
如果我国仍处于互联网行业上升阶段，金融行业也是欣欣向荣，留学生们大部分会倾向于回国凭借“海归”身份获得红利。
如果我国考公没有如今这么卷，那么留学生们如果非要谋求稳定也会更倾向于回国尝试“上岸”；如果在海外也能轻松找到大厂工作拿到身份，也不至于如此“另辟蹊径”。
以日本JET项目为例，岗位虽属公共服务系统，但本质是“文化交流型”的合同工，一年一续，服务期5年，谈不上终身保障。其他大多数海外上岸的类型也大差不差，有人在德国上岸，实际上就是4年期合同工，4年以后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续签是不可能的。
而且，相比于在海外找份企业工作，海外上岸更难处理人在异国他乡的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身份标签。上岸后工作之余还需要主动参与方言课程、社区活动，努力打破身份壁垒，和清闲基本不沾边。
以至于一些通过海外上岸完成“身份策略”的我国留学生表示，长远考虑还是得回国讨生活。
当然了，这一轮“海外考公”浪潮其实对我国年轻人能起到的启示并不多，毕竟光是一个出国就限制了太多人的选择。
虽然海外上岸短期内成为不了主流，但是这轮“上岸”的另辟蹊径还是颇有意思：我国的高学历红利，在向全球蔓延，未来说不定海外很多行业，都能被这轮高学历红利的海外蔓延挤出更多的空间。
到时候，也许“上岸”的意义，又要发生变化了。